進入車站的學生們

在列車上

目的地：北京

老師在維持秩序

衡水火車站和北京西站，幾乎每個月都要迎送幾百個穿梭兩省的讀書娃。他們中年齡大的上初中，多數(shù)是小學生，有的甚至還在上學前班。

衡水距離北京270公里，紅皮列車3小時零5分的車程。對于那些身在北京卻將孩子送去衡水上學的父母而言，這3小時車程顯得既近又遠。

豁著門牙的，吸溜著鼻涕的，拖著書包的學生們，塞滿了8輛公交車。車廂里散發(fā)著低齡小孩兒擠在一起的奶腥味兒。奶聲奶氣的帶著北京腔的普通話，蓋過了車外那個河北欠發(fā)達城市白日里的喧鬧聲。

2月6日下午3點半，從河北衡水的英才學校出發(fā)，個頭高高低低的學生們即將回到北京的家——準確地說是他們父母在北京的暫住地。

他們在衡水上學，父母在北京務(wù)工。衡水火車站和北京西站，幾乎每個月都要迎送這些穿梭兩省的讀書娃。他們中年齡大的上初中，多數(shù)是小學生，有的甚至還在上學前班。

對這些跨省上學的學生來說，每次回家都算得上一次規(guī)模不小的集體遷徙。

一位多年送學生回北京的老師說，“平常坐火車來回的有七八百人?！庇袝r，穿著紅色或者藍色校服的學生可以塞滿七八節(jié)車廂，就像享受了一趟專屬列車。

衡水距離北京270公里，紅皮列車3小時零5分的車程。對于那些身在北京卻將孩子送去衡水上學的父母而言，這3小時車程顯得既近又遠。

一位名叫劉建哲的母親道出內(nèi)心的糾結(jié)：“誰不想孩子每天跟自己在一起呢？可沒有北京戶口，孩子想在北京上個好學校挺難的。最重要的是，不能在這里高考(課程)，孩子遲早要送回老家?！?/p>

于是，反復權(quán)衡之后，一些在北京務(wù)工的家長作出選擇——將孩子送到衡水上學，每月放假回京一次，“待上幾天”。在他們看來，“總好過把孩子扔在家里當留守兒童”。

當然，他們選擇離北京不算太近的衡水，幾乎都有著更務(wù)實的考慮。他們愿意相信，舍棄朝夕相處的陪伴，讓孩子在高考成績負有盛名的衡水上學，“今后高考上不吃虧”。

這是他們最大的希望，也幾乎是唯一的安慰。

一

公交車陸續(xù)抵達衡水火車站廣場。這次趕上放寒假，部分學生已被家長接回老家過年。按照平日的規(guī)模，車隊的數(shù)量還得增加至少一倍。

當?shù)亟痪爭滋烨熬透ｉL通過電話，這是他們的慣例。每月集體返京的學生，會稍微增加他們維持火車站安全和秩序的壓力。

第一撥到達的是小學低年級學生。車剛停下來，車廂里響起“滋滋啦啦”拖拽書包輪子的聲音。為了方便移動，他們的雙肩書包都帶有滾輪和拉桿。一個年輕的帶隊老師跳下車，將一些個頭還沒達到公交售票標準的小學生，連人帶書包一起抱下車。

進站驗票口的工作人員默契地打開鐵柵欄，并且放下他們查票時一貫嚴苛的態(tài)度。小學生們魚貫而入，其他乘客自覺走另一個通道。

個頭小的孩子跟在后面，走得搖搖晃晃的。上臺階時，有人模仿大一點的孩子，拖著書包拉桿上斜坡，但使出很大勁兒也拽不動輪子，身邊的老師一把將他們提上了臺階。

過行李安檢時，又遇到了小小的麻煩。幾個低年級學生涌到傳送帶邊上，腦袋扎成一堆兒，翻找著自己的書包，有種時刻可能在混亂中栽進傳送帶的危險，幸好老師及時將他們疏散。一個倔強的孩子執(zhí)意自己揪起書包，猛地將書包甩到窄窄的肩膀上。

不一會兒，候車室開始變成兒童的王國。在多年的配合下，火車站跟學校建立了友誼關(guān)系，他們專門留出驗票口前的一塊空地，安頓那些等火車的學生。為此，學校每年都向火車站送一面大紅錦旗。

為了保證少則三百、多則七八百的學生，可以安全準時搭上火車，帶隊老師必須計算好時間，并且制定周密的行動計劃。去往北京的Y502次列車17點37分開車，在學校的安排下，學生提前一個多小時就待在候車室里。

在等火車的無聊時光里，小學生們把書包塞在屁股底下，就地而坐。有的翻起繩子，還有的下著游戲棋。這時，仍有三三兩兩穿著藍色校服的學生走進候車室，扎成另一堆兒。他們是衡水英才學校的初中生。

看著眼前烏泱泱一片小腦袋，有乘客掏出手機在一旁拍照，還驚訝地跟周圍人打聽“哪來這么多小孩子”。而衡水火車站的工作人員對此早已經(jīng)失去新鮮感，他們習慣每月一次耳邊響起“哇啦哇啦”的學生集體吵鬧聲。

衡水是河北東南部的一個地級市，經(jīng)濟指標在河北省排名靠后，一些當?shù)厝藢τ谡務(wù)摷亦l(xiāng)的經(jīng)濟發(fā)展顯得興趣不大，但令他們感到臉上有光的是“教育”。近年來，這個河北城市因為高考成績而聞名全國，日漸變成輻射周邊地區(qū)的教育中轉(zhuǎn)站，學生群體是該地火車客運的主流客源之一。

衡水不少中小學吸納著外地生源，“有的外地生源可能占到三分之二”。當?shù)匾粋€從事教育工作的人說，外地人選擇來衡水上學的原因，不外乎是對“衡中模式”的崇拜。盡管制造出高考神話的“衡中模式”一直備受爭議，但仍然對外界有著極強的吸引力。

在民辦的衡水英才學校，北京務(wù)工子弟的比例接近全校生源的五分之一。該校董事長介紹，學校從1998年建校起就開始招收打工子弟，但那時主要是衡水人去外地打工，將無人照看的孩子留在老家上寄宿學校。

跳開中國地圖上衡水這個小圓點，在廣袤的城市化背景下可以看到：打工者流動的速度不斷攀升，而流動的軌跡也沒有停止過延展。來自北京人口研究所的數(shù)據(jù)顯示，2000年以來，北京市流動人口在12年間增加超過500萬人。這意味著，北京每3個人中就有1人來自外省市。

2000年以后，英才學校的生源范圍發(fā)生了變化，除了本地人，一些北京的家長也把孩子送來了。有人回憶起，2003年“鬧非典”的時候，“已經(jīng)有200多人”，學校開始組織學生坐火車回京。這些送孩子去衡水的北京打工家庭，大致有個共同特點——戶籍不在北京，大部分老家是河北，也有的來自廣東、安徽等地。

“嘀”地一聲，老師吹響了哨子，學生們停下手中的游戲，齊刷刷地站起身來。

火車就要進站了，這些離家超過1個月的孩子，距離跟父母的再一次相聚，僅剩下3個多小時了。

二

進了站臺，就像是經(jīng)過多次演練一樣，拖著書包的小學生們，在老師的帶領(lǐng)下，分別往東邊和西邊分散，輕車熟路地沿著不同路線朝車廂走去。

列車員和老師配合默契，他們分工合作，一人擎著后背，一個人護著胳膊，將低年級孩子托舉到車廂上去。初中生飛快地往車廂里跑，老師大聲喊著：“慢點！慢點！”

這次集體回家的學生占了將近4節(jié)車廂，兩排行李架上橫豎堆滿了花花綠綠的、印著米奇或者機器貓圖案的書包。

每次給這些學生買往返車票，是一件耗時且需要多人配合的工作。常年負責買票的老師魏剛說，買票時間通常從上午8點持續(xù)到下午3點。他們早早去售票廳占一個窗口，掏出一沓學生戶籍卡復印件，漫長的售票工作開始了。他們特意在售票窗旁邊立了一塊告示牌，上面寫著“為不耽誤您買票，請去其他窗口購買”。為了盡可能買到連票，以免別的乘客插進來，他們要一直占著這個窗口，中間換班吃飯。

小學生集體制造的喧嘩聲，給車廂之間劃出無形的分割線，其他車廂相對沉悶的氣氛與這里顯得格格不入。低年級學生中間坐著幾位年輕女老師，她們時刻盯著小孩子們的一舉一動。學生有的急著要上廁所，有的會將瓶裝水灑一地，還有人吵著要吃火腿腸但撕不開包裝袋。

小學四年級以上就是高年級。11歲的許思佳今年上五年級了，在一片孩童的喧鬧聲中，她顯得有些沉默。她從老家河北邢臺轉(zhuǎn)來衡水剛一年，幾天前還因為想念老家的爺爺哭了一次。和許思佳一樣，部分孩子是從老家轉(zhuǎn)到衡水來的，從一年跟父母見一兩次的留守兒童，成為每月跟父母見一次的外地寄宿學生。還有些孩子是從北京轉(zhuǎn)學來的，他們過去一直待在父母身邊，在北京上過幼兒園，小學時去衡水插班。

劉建哲是在兒子黃庭遠上小學四年級時，將他從北京轉(zhuǎn)學到衡水的。這次放寒假回家，黃庭遠被父母開車接回河北邯鄲姥姥家。

這些將孩子送到衡水上學的父母，在北京有著不同的工作，有的做生意，賣服裝、水果或者裝潢材料，還有的在單位食堂做廚師，也有在中關(guān)村跑業(yè)務(wù)的。有人買了車，還有人在北京買了房。

無論經(jīng)濟條件乃至社會階層有何差異，他們都是統(tǒng)計學意義上北京常住外來人口802.7萬人中的一員，沒有北京戶籍。

許思佳3歲時成為人們常說的留守兒童，父母去北京打工，把她留在農(nóng)村家里由老人照顧。在這對年輕的打工父母眼里，“女兒的教育問題很重要”。他們嫌村里學校不好，把她送進鎮(zhèn)上的私立學校。

后來，孩子學習變差了，“家里老人也輔導不了”。家人還發(fā)現(xiàn)，自小活潑的許思佳變得不愛說話，性格越來越內(nèi)向。

這對在快遞公司上班的農(nóng)村父母，決定給孩子換個學習環(huán)境。孩子媽媽回憶說，“當時聽別人說在北京上學需要五證”。她所說的“五證”，包括本人在京暫住證、務(wù)工證、戶口簿、老家無監(jiān)護人證明等手續(xù)，是外來務(wù)工人員子女在北京上學的必須門檻。

一位學前班就把孩子送到衡水的母親坦言，“小孩兒出生在北京，戶口一直在老家沒上好，不能在北京上學”。

一些對“五證”要求不嚴的打工子弟學校敞開大門。不過，北京曾經(jīng)集中關(guān)停過部分打工子弟學校，相關(guān)部門稱是因為這些學校違法辦學、存在重大安全隱患、師資力量參差不齊等問題。

更糟糕的是，有些孩子上了打工子弟學校以后，因為學校屬于違法辦學，他們也沒有取得學籍，成了“黑學籍”。按照全國統(tǒng)—的學籍信息管理制度，學籍相當于每個學生的“教育戶口”，升學和轉(zhuǎn)學都得帶著走。

孩子上著學成了“黑戶”，意識到麻煩的家長們會很著急。衡水英才學校的一位副校長說：“經(jīng)常接到家長的電話問，孩子在北京上學被‘黑’了，沒有學籍能不能轉(zhuǎn)來？”

去年，許思佳的父母打算給孩子準備“五證”，還忙著找學校。但是，她又很無奈地說：“我們糊里糊涂的，也沒什么關(guān)系，去哪找好學校呀？”

后來，許思佳的媽媽聽在北京打工的朋友說，“把孩子送到衡水去上學”。在衡水英才學校，不少學生之間是親戚關(guān)系，有親兄弟姐妹，也有“舅舅家的侄女”或者“姐夫哥哥家的孩子”。

“我心想，送到衡水去，每個月都能見到一次，總比留在家里一年只能見到一次要強吧?！边@位母親似乎找到了一個退而求其次的辦法。

三

車窗外的天色越來越暗，車廂里的情緒也開始變得微微躁動起來。

車廂里的孩子吃完學校給每人準備的晚餐——牛奶、面包、火腿腸和礦泉水，開始顯得無事可做。

幾個孩子撒嬌似地喊著：“老師，怎么還不到??？”還有人一會兒喊熱，一會兒叫冷，將衣服邊蹭得黑乎乎的棉襖，脫了又穿，穿了又脫。

無論是離開老家，還是離開父母，大部分遠離親人來到衡水的孩子，都要度過一段艱難的適應(yīng)期。

黃庭遠剛被送到衡水的頭一個月，“幾乎天天哭”。回想起那段“骨肉分離”的日子，母親劉建哲語氣里仍然難掩心酸，“我也天天哭”。夫妻倆還為此吵過架。

劉建哲當時心里翻騰著：“把孩子送走是對還是錯呀？”

實在忍不住了，劉建哲和老公開車去衡水看兒子，“就跟探監(jiān)一樣”。但學校不提倡父母去看孩子，他們的理由是，“擔心影響其他孩子的情緒”。這對心疼的父母只能在校門口瞅幾眼兒子，寒暄幾句。

兒子在家哭鬧著不想上學，爸爸就跟他商量，“每次坐火車去上學，回來開車去接你”，再將兒子哄出家門。

為了每月中途看一次兒子，夫妻二人開車去衡水，周六晚上把兒子從學校接出來，在賓館住一晚上，第二天一早再送回學校去。

15歲的的馮浩寧去年被送到衡水，現(xiàn)在上初一。她說，開學剛兩三天時，有個女生突然趴在課桌上哭了，有人問她“你怎么了?！彼卮穑骸拔蚁爰伊??！碑敃r全班同學都沉默了，教室里變得很安靜，有人默默地流起淚來。

第一個月，馮浩寧在課桌上貼了一張手繪的小日歷，“過一天就劃掉一個，一天天感覺就過得快了”。

孩子們用快樂以及容易健忘的天性來稀釋對家的想念。過了半年，黃庭遠逐漸適應(yīng)了離開父母的日子，他不再要求父母每月中途去看自己，馮浩寧的課桌上也不再貼小日歷了。

到了高年級，青春痘冒了出來，男生唇邊長出絨絨的胡須，女生的胸部也開始隆起來。在這個迎接青春期的過程中，這些離家的孩子不可能擁有父母太多的陪伴。一些女生迎來成長發(fā)育的重要生理現(xiàn)象時，母親并不能第一時間安慰她們的慌張。

一個五年級的女生說，她第一次來月經(jīng)時，坐在床上嚇壞了，大聲喊：“我流血了，我流血了?！焙髞恚@慌而又羞怯地去辦公室找女老師求助。

一些孩子是在小學一年級甚至學前班時就被父母送到衡水來，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一位老師說，“冷熱不知道怎么穿衣服，有的會把秋衣穿到毛衣外面?！倍行┡钕矚g的小辮兒，“都是每天老師給梳的”。

親情電話線每周一次穿越阻隔在親人之間的270公里。每周六晚上，家長可以把電話打到班主任的手機上，跟孩子說會兒話。因為想打進來的電話太多，每次這個親情電話都會被打爆。

周六晚上6點一到，劉建哲夫妻倆各自握著一部手機，他們總結(jié)了一套打電話的秘訣?！耙粋€人先打，一般打進去會占線，即使占線也不掛掉，手機里會一直響著‘嘟嘟’的聲音，一直數(shù)到第九聲，另一部手機繼續(xù)往里面打就接上了，即使占線，也一直要占著?！?/p>

劉建哲撥弄著手機屏幕上的未接通電話顯示，“一次要打好幾十個呢”。她說，最多一次，他們夫妻輪流撥電話，一直占線一個多小時才打進去。

按規(guī)定，每次通話兩分鐘，有時候也可以放寬到三四分鐘。孩子們都顯得很自覺，“自己說多了太自私”。

但也有的孩子不希望父母每周打一次電話，“因為一打電話就會更想家了”。

四

熬過了將近3個小時，火車快進北京西站了，車窗外閃爍著霓虹燈，高架橋緩緩而過。

座位上的孩子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開始想伸手夠行李架上的書包，還有的穿上了棉衣，將腦袋套在帽子里。

火車剛停下，隔著糊著一層霧氣的車窗，有幾個家長站在外面沖車廂里的孩子揮手。

每次放月假，劉建哲也迫不及待地想見到兒子。剛把兒子送到衡水時，有一段時間她有些后悔，覺得不能把孩子留在身邊，“特別對不起孩子”。

黃庭遠出生在北京，在北京上了幼兒園。2007年，家里在海淀區(qū)的清河買了房，黃庭遠進入片區(qū)里的一所小學上學。按照排名，這所小學是一所“二級二類”，也就是人們所說的“普通小學”。

兒子上小學，起初劉建哲夫妻兩人“覺得還挺順利的”。后來，學校因為修地鐵而拆遷，“在一間活動板房里上課”。當時，劉建哲感覺“不太好”，考慮給兒子換個學校。

這個“初中沒讀完”的母親，希望自己的兒子好好讀書，“不要受我的那些苦”。她1998年到北京打工，后來開了一家服裝店。

在昌平的另一套70平方米的復式房子里，劉建哲掏出一個餅干盒，里面裝著兒子的獎狀。她將這些獎狀拿出來，再一張張攤開，念道：“三好學生，跳繩比賽一等獎，優(yōu)秀試卷獎?！?/p>

家中墻壁上還掛著一排兒子的照片。照片里的小男孩，長得白白壯壯的，臉上有點嬰兒肥。

這對在北京打拼10多年的夫妻，在北京已經(jīng)擁有兩套房，還有車。他們覺得，“養(yǎng)活兒子是足夠”，但是這家人沒有北京戶口。

沒有這張薄薄的小卡片，想找一所更好的公立學校，夫妻兩人覺得并不容易。他們考慮北京的私立學校，但聽說“有的學校一年收費10多萬元”，他們又覺得不值，“還不如把錢留著以后給兒子做別的用”。

更重要的是，即使在北京上了一所他們眼中的好學校，也始終繞不開的問題是，“將來高考呢，還是要回老家去考”。

這個難題同樣困擾著馮浩寧的家人。馮浩寧在北京上到小學六年級時，父親開始發(fā)愁她升中學的事情。眼看著高考也不遠了，他考慮的是，“北京跟老家河北學的不一樣，北京這邊學校重視全面發(fā)展，老家學習抓得緊，到高中再轉(zhuǎn)回去怕孩子學習跟不上”。

在父母們猶豫的天平上壓下最重一塊砝碼的是未來的高考。這些離開家鄉(xiāng)在北京掙錢的父母中，有人說，“寧愿舍棄一些親情，也不愿意我的孩子考不上好大學”。

將女兒馮浩寧送去衡水，在北京做裝潢材料生意的爸爸也舍不得。他說，“孩子的舞蹈跳得很好，但去了那邊這個特長也只能放棄了?！?/p>

但他還是相信自己的選擇是明智的。有現(xiàn)實的例子擺在面前，馮浩寧的哥哥小學時就被送到衡水，“那會兒連衣服也不會穿”，后來他回老家考上了一所重點高中。

五

一些學生下了火車，一頭鉆進家長的懷抱里，大人和孩子牽著手走出站臺。大部分人分成小隊，拖拉著書包，繼續(xù)跟著老師往出站口走。

北京西站對這些熙熙攘攘的學生也不陌生。出站口的工作人員已經(jīng)提前將通道打開，催促著他們趕緊走，“一會兒另一撥人就要出站了”。

這些每月出入火車站的老師和學生，看上去訓練有素。他們站在通道里列隊，等著老師們在站口外拉起一條警戒線。

“嘀”的一聲哨聲又響了，人群開始沿著警戒線朝外走。欄桿邊上趴著家長，他們緊挨著站在一起，目光不停地移動著，搜尋著他們熟悉的身影。

學生們一個個被大人的手牽走。許思佳被叔叔接走，叔叔的孩子跟她是同學。她的爸爸年關(guān)忙著送快遞，媽媽在家里照看妹妹。

許思佳在北京的家位于東南二環(huán)城中村邊上的一間平房里。房子像是加蓋起來的，不到10平方米，原來是一間小賣部。除了覺得“一個月1000塊錢的租金太貴了”，媽媽滿意的是左右沒有鄰居，“妹妹哭鬧起來不會吵到別人”。

被一張雙人床占據(jù)大半個空間后，家里已經(jīng)沒有太大的周轉(zhuǎn)余地。不多的家當是一個小玻璃立柜、一張桌子和一臺電腦，還有一個緊挨著床擺著的布衣柜。家里沒有一把椅子。

許思佳回家后，有時一家四口人晚上擠在一張床上睡覺。如果一家人待的時間太長，爸爸就去公司宿舍睡覺。

媽媽翻看了大女兒的成績單，“除了數(shù)學沒考好，其它都還不錯”。一個令父母滿意的考試成績，意味著許思佳可以有一個放松的寒假。在父母的出租房里，她主要的娛樂方式是坐在床頭，抱著妹妹一起看電腦里的動畫片。

回到家里，這個11歲的女孩依然不愛言談。面對別人的提問，她時常以抿嘴帶來的長時間的沉默而告終。

偶爾她也會流露一些自己的想法。她說，“我喜歡北京”。至于為何喜歡這個城市，她再次陷入了長久的沉默。從老家轉(zhuǎn)學到衡水不到一年，她能想到利用每月假期跟父母在北京游玩過的地方，是天安門和中山公園，

最終，她還是努力地給出了一個答案：“可以跟爸爸媽媽待在一起。”

劉建哲暫時不打算給兒子轉(zhuǎn)學了，因為這個小學生已經(jīng)適應(yīng)了新環(huán)境。兒子自理能力變得更強了，在家還能幫著父母掃地，床鋪也能弄整齊了，而以前這些事情“大人是怎么嚷他也不愿意做的”。這讓這位母親感覺“既欣慰又心酸”。

有媒體拍了一組北京務(wù)工子弟坐火車上學的照片，稱這群孩子是“去衡水上學的北漂孩子”，還有人稱他們是“候鳥”。

而他們父母中有些人并不知道自己將來遷徙的路徑。臨近春節(jié)，他們大多數(shù)要帶著孩子像候鳥一樣返回老家。

至于孩子今后會被他們帶到哪里，去哪兒上學，他們中很多人的回答都一樣：“走一步看一步?！?/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