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tǒng)計包括兼職情況。數據顯示，村黨支部正副書記、村委會正副主任成為“村官”經濟型職務犯罪的犯罪主體，大約占到92起廣東“村官”貪腐判決案件的76%。而其他“村官”如果成為犯罪主體也基本與錢“打交道”，如會計、出納、集體經濟合作社主任等。

　　[例]有些“村官”身兼數職，也給犯罪提供了便利。如廉江禾寮鎮(zhèn)赤禾垌村村委原副主任李某，還兼任該村出納，其利用協助國家辦理發(fā)放移民款手續(xù)之機，制造虛假的本村移民數量，審批通過后，又利用出納身份，假冒他人簽名領取國家移民補助款近6萬元。

　　*統(tǒng)計包括多重罪名情況。“村官”在管理村務的時候屬于非國家工作人員，如果參與政府征地等公務工作，則屬于國家工作人員。92份裁判文書中，貪污罪主要集中在對國家專項基金的“中飽私囊”；受賄主要是在重大工程建設方面，收取工程商或包工頭錢財。

　　[例]一些犯罪主體還是數罪并罰。連南縣大麥山鎮(zhèn)后洞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書記以及兩位村委會委員利用協助人民政府管理扶貧款物工作的職務便利，多次共同侵吞下撥經費。此外，4人還各自非法收受承包扶貧幫扶項目工程老板送給的財物。

　　*犯罪主體數量如果是一人，基本為村支書或者村委會主任。而在“窩案”中，村支書、村委主任與會計、出納等形成相對穩(wěn)定的權力“小圈子”，相互“支持”、相互“照應”。

　　[例]茂名市茂港區(qū)羊角鎮(zhèn)某村委會窩案中，當地村委會干部集體同意，以村委會成員獲得干股為條件，將屬于村委會集體土地的某嶺巖場發(fā)包給未取得采礦許可證等證件的李某慶和李某旺開采至2011年。

　　*統(tǒng)計顯示，廣東省的“村官”貪腐案件涉案金額數目并不大，1萬-10萬元區(qū)間的占了近六成。在公布的判決書中，村干部們私分小額撥款的現象非常多見。

　　[例]唯一涉案金額過千萬元的，發(fā)生在粵西的陽江。法院判決認定，陽江市崗列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陳某，除了有近百萬元的受賄，還意圖獲取價值36675883.1元國有土地村委會集體收益，后因事發(fā)未能得逞。

　　*有五成的貪腐“村官”都選擇了自首，但他們的自首并不那么“主動”，而是有檢察機關和紀檢部門的“助攻”。其中，相比檢察院的調查，紀委出場頻率少了近18個百分點。

　　[例]臺山市臺城長嶺村的李某，是在接到臺山市檢察院反貪局的通知，接受調查問話時，才主動交代了貪腐事實。佛山市祖廟街道東升村委會主任及東升股份合作經濟聯合社主任郭某，是因為紀律檢查委員會收到相關線索，對他進行核查約談，才坦白了在某工程項目中的受賄。

　　*由于涉案金額不大，加上有自首表現，不少貪腐“村官”受到的刑罰相應較低，其中不少由于犯罪情節(jié)較輕，被免予了刑事處罰。

　　[例]陽江合水鎮(zhèn)茶河村的村委會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冼某，三年騙領國家種糧補貼款共9600元，案發(fā)后退還了全部贓款。最終法院只沒收了贓款，對其免予刑事處罰。獲刑10年以上的“村官”多伴有多種犯罪行為，本次統(tǒng)計，刑期最長的是湛江市某村的村干部李某，其不僅聯合其他村干部挪用征地款，還隱瞞國土局與住建局調整后的留用地塊面積，最終獲刑20年，并處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10萬元。

　　反腐既打老虎，也拍蒼蠅。備受關注的“村官”貪腐甚至村級“小官巨貪”問題，今年將成為廣東省紀委機關重拳整治的領域。根據省委統(tǒng)一部署，省紀委印發(fā)《關于開展農村基層黨員、干部違紀違法線索集中排查活動的意見》，要求各級紀檢監(jiān)察機關特別是縣、鎮(zhèn)兩級紀委認真開展農村基層黨員、干部違紀違法線索集中排查活動，嚴肅查處農村基層黨員、干部違紀違法問題。

　　“村官”作為最基層村民自治組織的管理者，與每個人的利益息息相關。其在公共政策落地過程中，往往扮演“最后一公里”執(zhí)行者的角色。由于村務不透明、信息不對稱、監(jiān)督力量缺乏、團體作案等原因，加上不少“村官”多年操持村務，弄虛作假常有空子可鉆。南都記者梳理十八大以來在最高院中國裁判文書網上公布的92起廣東村官貪腐案件判決書，透視“村官”貪腐伎倆，為你提供舉報指引。

　　A

　　征地拆遷

　　1 拆遷動員環(huán)節(jié)

　　特點：開發(fā)主體在取得用地預審和項目立項后，進入與被征地方協商征地意向的階段，需要廣泛動員，召開村民代表大會，簽訂征地協議。動員工作亟須得到村委會的支持。

　　易發(fā)風險：“村官”在幫助他人辦理征地、用地手續(xù)過程中受賄。

　　[例] 2001年年底，廣州市番禺區(qū)鐘村鎮(zhèn)大洲村黨支部副書記郭某，在一塊位于大洲村“大笪地”(土名)面積約2.8萬平方米的征收土地的轉讓過程中，協助土地購買人盧某辦理土地轉讓手續(xù)過程，分兩次收取8萬元。據盧某的證言，這是出于感謝郭某在辦理用地手續(xù)及在村民阻撓平整土地施工中幫忙協調村民工作等原因。

　　2 征地辦理環(huán)節(jié)

　　特點：征地協議需進行公示，確定無異議。面對少數“釘子戶”，村干部有大量工作要做，而開發(fā)主體則“惜時如金”。辦理過程中，通過征地拆遷勘測丈量形成的原始資料，是兌付征地拆遷補償費最重要的法律依據。有時候，征地拆遷丈量工作實際由村委會組織部分村民進行。

　　易發(fā)風險：在征地過程中通過虛增青苗費、虛報魚塘面積等辦法造假騙取征地補償款；在征地過程中幫助被拆遷人獲取好處受賄。

　　[例]2011年9-10月期間，清遠市清城區(qū)某村支書兼主任的張某，與時任清遠市清城區(qū)某村委會副書記兼副主任何某，在協助清遠市清城區(qū)人民政府征用某村委會和二村土地的過程中，與相關人員密謀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以虛構青苗補償協議的方式，套取征地青苗補償款合共784376元，其中95000元被四人共同分占。

　　3 征地完成環(huán)節(jié)

　　特點：開發(fā)主體將征地補償費全額支付給被拆遷方，拿到建設用地批準書。根據現行的征地拆遷管理模式和操作方式，建設項目征地拆遷工作主要由當地政府土地管理部門實施，資金的支付通常通過市、縣、鄉(xiāng)有關部門兌付給被征地拆遷戶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天量的資金經過“村官”之手。

　　易發(fā)風險：以“轉讓土地獎金”、村干部補貼、春節(jié)補貼等名義私吞征地費用；以虛構發(fā)放征地拆遷補償套取征地費用。

　　[例]從化市良口鎮(zhèn)高沙村干部黃某、梁某等在協助政府征用高沙村電站過程中，將電站的征地拆遷補償款11.37萬元以村干部工資補貼(通訊費、交通費、過節(jié)費、值班費和年終補貼)的名義共同私分。資金使用沒有按照正常的呈批手續(xù)審批，只有村書記和村主任簽名同意發(fā)放，其他村干部簽名后制表發(fā)放。

　　B

　　申報管理國家政策性資金

　　1 資金發(fā)放環(huán)節(jié)

　　特點：農機補貼、種糧補貼、母豬補貼、抗旱救災資金、危房改造資金、低保金、孤兒保賬款……村委會往往是各種國家政策性資金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而廣大農戶往往對這些林林總總的補貼不知情，不了解。

　　易發(fā)風險；“村官”隱瞞信息，挪用貪污各類專項資金，或以村委工作經費為由“抽水”。

　　[例]陸豐市南塘鎮(zhèn)梧厝村委會黨支部書記施某把國家于2007-2010年下撥給梧厝村的種糧直補款484900元提取后，將未發(fā)放的余款280900元侵吞，占為己有。其下屬梧西自然村有50戶種糧大戶，施某在種糧直補款每戶抽200元，一共1萬元，對外稱作為村委修水利、計生等費用。同時給該自然村村長發(fā)放1200元的“工資”。

　　2 資金申報環(huán)節(jié)

　　特點：有的村在沒有實際施工的情況下，通過水電公司偽造報賬材料，騙取抗旱補助資金；有的將申報部分不符合條件的農戶，騙取農房改造補助款等。如果沒有嚴格的核查，這些問題難以被發(fā)現。

　　易發(fā)風險：“村官”通過虛報和造假手段騙取專項資金

　　[例]潮陽區(qū)貴嶼鎮(zhèn)山前村村委會主任郭某通過虛增該村村民郭某等9戶農田耕種畝數的手段向鎮(zhèn)政府申報種糧直補補貼。手續(xù)辦理完畢后，將上述村民領取補貼的一卡通扣留，并于2010-2012年期間私自領取134770元，其中34480元被其侵吞。

　　3 資金裁量環(huán)節(jié)

　　特點：有的時候，資金補助的名額比較少，供不應求，只有部分農戶才能得到補貼，此時“村官”成為重要的裁量執(zhí)行者。

　　易發(fā)風險：“村官”在執(zhí)行國家政策的過程中，利用自由裁量權或幫助他人虛報、造假，獲得好處費。

　　[例]2006年6月至2012年7月間，郁南縣通門鎮(zhèn)百賢村委會村支書唐某在為村民辦理申請國家危房改造資金和貧困戶扶貧補助款過程中，非法收受村民程某等7人8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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