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繼科比賽圖

　　蘇州世乒賽開幕前，“張繼科能否實現(xiàn)男單三連冠”成為乒乓圈內(nèi)外的一大熱議話題。最終，“藏獒”未能成就這一偉業(yè)，對張繼科及喜歡他的乒乓球迷來說，這一結(jié)果多少有些遺憾，但這一遺憾同時凸現(xiàn)出中國乒乓球一種理念的提升，隨著時代發(fā)展和社會進步，“國乒讓球”這一特定時期的產(chǎn)物已經(jīng)成為歷史。

　　近六十年，國乒一直是中國體育的一面旗幟。早期的中國競技體育整體實力不強，加上復雜的政治背景，當時能參加世界大賽且具備沖擊冠軍實力的隊伍少之又少。面對紛繁復雜的國際形勢，處于國際社會邊緣位置的中國急需展示自身形象，在此背景下戰(zhàn)績優(yōu)良的國乒自然扮演了中國體育紅旗手角色。為了“更好”地展示東方大國的新形象，為了“更好”地體現(xiàn)新首都北京的活力，在內(nèi)部可以操作的前提下，“讓球”便應(yīng)運而生。

　　1961年至1965年期間舉行的三屆世乒賽男單決賽，交戰(zhàn)雙方均是莊則棟、李富榮兩名國手，前者來自北京，后者出生于上海。根據(jù)高層的旨意，三次對決李富榮均輸給了莊則棟，從而促成后者成就男單三連冠偉業(yè)，成為當時世界乒壇最耀眼的一顆明星。莊則棟的成功，給當時的中國體育乃至整個中國樹立了一個時代榜樣，中國也通過打造國乒這個英雄團隊以及莊則棟這個標志性人物，在世界體壇乃到國際政壇有了更多的伸展空間，上世紀70年代初震驚全球的“小球推動大球”，國乒、莊則棟均扮演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當年國乒的“讓球”行為，不僅僅是提升中國在世界舞臺形象的政治武器，還扮演著國與國之間交往的特殊禮品這一角色。上世紀70年代中后期，中國與朝鮮“同志加兄弟”的關(guān)系正處于歷史最高潮，為了向外展示中朝非同尋常的友誼，“讓球”就成為一種政治工具，于是那段時期中國女乒兩次在單打決戰(zhàn)失利。似乎是覺得這種還不能更好地體現(xiàn)中朝友誼，兩國好手還在世乒賽上合演了聯(lián)袂奪取女雙冠軍的一幕，借助世乒賽的一舞臺，中朝將“同志加兄弟”的關(guān)系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八十年代后國乒讓球的性質(zhì)發(fā)生了一些變化，這主要分兩種情況：一種情況下，為了最大程度確保國乒最終獲得冠軍，決賽輪前的一些內(nèi)戰(zhàn)，誰勝誰負由領(lǐng)導拍板。另一種情況是，如果決賽在兩名國手之間展開，為了獎勵一些功勛運動員或考慮到其他因素，比賽結(jié)果也由國乒決策層確定。當時，中國已逐漸融入世界大家庭，運動員包括教練員的人生觀、價值觀發(fā)生了一些變化，這層背景為后來出現(xiàn)的“何智麗風波”埋下了伏筆。

　　公平競爭是競技體育的靈魂，無論讓球出于何種目的，嚴格意義上講這種行為都是對競技舞臺的褻瀆。讓球，與追求“更高、更快、更強”的奧林匹克精神是背道而馳的；讓球，讓政治成為體育的指揮棒；讓球，也是對運動員刻苦訓練、勇攀高峰的一種默視。對我們來說，不同歷史時期的讓球更多是從大局出發(fā)，是個人服從集體，但其他國家和地區(qū)人士未必會這么理解，屢見不鮮的讓球，他們對中國人的道德、信仰難免會產(chǎn)生偏見和誤解。

　　話說回來，蘇州世乒賽國乒在男單戰(zhàn)場包攬四強席位，在這種“有利”的形勢下，志在沖擊三連冠的張繼科并沒有得到“外力”的幫助下，他在與新人方博真刀真槍的比拼中敗下陣來。對不斷創(chuàng)造紀錄的國乒來說，張繼科的失敗或許是一種遺憾，但這種遺憾和公平競爭擺在一起，無疑顯得十分渺小。對國乒來說，失去的只是一個人為奇跡的誕生，得到的卻是來自各方的普遍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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