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記者 劉曉玲) 作為非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主動幫著國家工作人員出售“權力”，“親朋好友”、“專家學者”和“退休干部”，成為行受賄犯罪的專業(yè)經(jīng)紀人，且成為主力軍。昨天西城檢察院向媒體透露，該院反貪局在近兩年辦理的貪污賄賂案件中，很大一部分出現(xiàn)了“行受賄代理人”，這種犯罪新模式正悄然滋生。????“行受賄代理人”犯罪模式是指，國家工作人員不直接接受賄賂，而是通過自己信任的人間接接受，再轉由自己支配，行賄人也心照不宣地將賄賂送到“代理人”手中。

　　“親朋好友”幫助出售“權力”，

　　成為受賄者的“經(jīng)紀人”

　　據(jù)西城檢察院反貪局檢察官介紹，作為非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代理人與受賄人之間是親人或者多年的好友。行賄人會直接找到代理人，提出要求，事后將好處費交給代理人，由此，行賄人與受賄人從未謀面。代理人接受賄賂后，或者轉交受賄人，或者通過成立私人公司等方式將受賄財物隱匿于公司或者私人賬戶，供受賄人日常消費使用。而“代理人”也不僅只是接受賄賂的工具，很多都成為幫助國家工作人員出售“權力”，尋找受賄機會的經(jīng)紀人，這些“代理人”最終也被認定為受賄犯罪的共犯。

　　西城檢察院在2010年查辦的某機關房管部門領導魏某受賄串案中，該領導安排自己朋友王玉祥成立私人公司，利用其主管本單位房屋開發(fā)建設的職權，接受一些施工或者房地產(chǎn)企業(yè)給予的高額賄款及價值近90萬元的汽車一輛，而這些財產(chǎn)均在王玉祥的公司名下。

　　在另一起案件中，黃某曾是副局級干部，2006年10月，其接到朋友徐陽的電話，說自己的兄弟公司因故被調(diào)查，希望黃某能幫助疏通關系。黃某滿口答應，并屢次幫忙上下打點，事成之后，徐陽從那家公司領取了幾十張、共存有200多萬元的銀行卡交給黃某。據(jù)徐陽交代，這些卡都是找來一些無業(yè)人員的身份證辦理的，每張卡十幾萬到幾十萬不等，由于是普通借記卡，黃某知道密碼就可以隨意消費，而從法律上又不屬于個人資產(chǎn)。

　　受賄人除了應請求進行權錢交易，有時也會通過代理人主動進行權力尋租。

　　在西城檢察院今年查辦的另一行受賄窩案中，擁有重要資金及項目審批權的國家工作人員梁某，在日常工作中與幾個私企管理人員建立了信任關系，當梁某所在部門將有資金或項目審批時，就會主動找到這些代理人，讓其聯(lián)系相關企業(yè)，與企業(yè)就權力尋租進行“議價”。有的代理人還“雁過拔毛”，將部分賄款中飽私囊，這直接導致一些案件中，行受賄雙方對賄款金額認定不一的情況。

　　“專家學者”成為活躍的

　　行受賄代理人

　　檢察官說，一些政府招標項目，都會聘請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進行專業(yè)評審。投標單位為了順利中標，急需取得項目負責人的“支持”和“內(nèi)幕信息”，而作為第三方的評委，既能直接聯(lián)系項目負責人，又掌握有關信息，同時專家、學者的身份比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更易接觸，因而成為投標單位最渴望“拉攏”的人。于是一些評委被拉上船，成為活躍的行受賄代理人。

　　上述案件中的國家干部梁某，在由他負責的政府招標項目里，工程師孫成被聘為評審專家。在招投標過程中，梁某與孫成密謀，由孫成出面與一家投標公司協(xié)商，為其爭取中標機會，但要對方支付一定好處費，對方公司欣然應允。該公司順利中標后，支付給孫成60萬元好處費，孫成轉交給了梁某。經(jīng)查明，梁某與孫成以同樣方式先后向5家公司索要好處費300余萬元。

　　“退休干部”型作為

　　行受賄代理人更受“歡迎”

　　據(jù)介紹，不少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退休前建立了龐大的“關系網(wǎng)”，退休后由于身份的轉變，與企業(yè)接觸反而更加容易，這使得一些退休干部作為“行受賄代理人”比普通“代理人”更受歡迎。

　　西城檢察院查辦陸某受賄案中，陸某曾任地方某局副局長，退休后經(jīng)人介紹認識了某房地產(chǎn)公司經(jīng)理付建文，付建文正欲承接一項政府工程，便請陸某幫忙打點，并和他簽訂了一份1500萬元“居間費用”合同。于是陸某做起了“居間人”，在付建文和該工程主管領導之間牽線搭橋。事后，付建文多次給陸某所謂“居間費用”，并通過陸某將好處費打給該工程主管領導。

　　另悉，目前在職干部充當“行受賄代理人”的案件也時有發(fā)生。(文中被告人均為化名)